在3个月前，还是很有悬念的。今年2、3月份，我见到一位熟人每周日在深圳出现一次，然后其余时间都是出差跑上海和北京，后来才知道他是超日债保荐人团队一员。到了4月份，他这种奔波似乎告一段落。“(超日债违约)本来是有希望救的，最后谈不拢，没办法了。”这位熟人说，破产重整是肯定的了，只能说公司还有希望，破产重整成功的话，还有机会恢复上市。
一如公开消息所说，当时超日公司一度寄希望于上海奉贤区与上海银监局、上海证监局等部门一起与各家银行协调，延迟和减免超日太阳的相应负债。银行希望奉贤区政府寻找接盘者，为超日寻找担保公司来背书，或政府为企业提供流动性支持，解决部分欠息等等。在保荐团队看来，最接近的曙光是超日债违约前的两日。方案已经拟定，一家国资背景的重组方称奉贤区政府多年前欠了债务，方案要求奉贤区政府代为偿付债息，重组方则免掉奉贤区政府相关债务，同时承诺重组完成后再返还部分资金。最终，奉贤区政府方面否决了这个方案，理由是风险太大。
由此，超日公司公告“11超日债”违约，成为中国债市的第一个违约案例。各债权人、银行的第一要务从拯救企业兼控制企业资产马上变为争夺企业资产。对于一家差不多资不抵债的公司来说，超日公司彻底步入垂死阶段。
这成为政府介入光伏企业危机的第二个模式：不承诺、不注资，依据市场规则处理企业债务危机。江西赛维模式的影响对上海地方政府的影响很大。之前，市场对超日危机的解决抱有很大希望，也部分源于赛维模式。2011年，在光伏产业困难时期，赛维的南昌公司发不出工资，南昌市政府拨款代为垫付工人工资;2012年，光伏产业最低谷、赛维资金链彻底断裂之时，总部所在地的江西新余市政府携手省政府不光协调金融机构持续为赛维提供资金支持，市政府还将赛维偿还贷款的一笔5亿缺口资金纳入财政预算，这就是轰动一时的“5亿元财政兜底”。
赛维事件，特别是政府财政出来承揽部分债务的做法，引发了国内舆论很大反弹。不少声音要求界定政府财政支出的边界。在此次超日事件中，最后一个方案中，据称上海地方政府实际出资额为数千万元。上海地方政府方面最终拒绝，很大程度不在于金额，而在于这种模式，出资后意味着被拉入超日事件的泥潭，方案表面上的金额不能把政府隔在防火墙外。
据说，上海方面一度计划施以援手又最终不出手的部分原因，是判断光伏行业的复苏程度。去年下半年以来，大型光伏企业都恢复了生产，有的甚至还扩张，少数公司还迈向盈利。超日当时的重组意向方也是冲着抄底光伏产业而来。上海地方政府最终没有签字，意味着他们觉得还是难以看清光伏产业近年的前景。
有不少人因此怨恨上海地方政府的谨慎。超日公司是不幸的。不过，上海纳税人没有遭遇不幸。上海政府方面最终能超脱事件之外，让市场来解决企业危机，很大程度是之前没有深度介入企业运营。新余市政府则和赛维紧紧绑在一起，正是在该市的推动下，赛维的规模突飞猛进，极速扩张的产能又迅速变成包袱。从这一点说，政府过度介入市场的行为，适应于一句网络流行语：No zuo no die(不作死就不会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