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光伏产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光伏企业是企业家们的风险投资，光伏产业则是人类追求新能源的风险投资，因为在探索新能源的路上出现革命性技术的可能是完全存在的。一个国家如何在全球新能源的竞争中准确把握时机、合理掌控扶持政策力度，用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先机，成为既是最大的实验室又是最大的受益人，这一课题始终在考验着每一个国家新能源政策制定者的智慧。这一点，对于全球光伏最大生产国和正在成为最大安装国的中国尤为重要。
是最大的实验室而不是最大的受益人的担心并非凭空想象。一段时间来，在光伏产业付出最多、过去最大的生产国现在最大的安装国的德国国内，质疑光伏政策是“最失败的新能源政策”、要求停止补贴的呼声不断，因为这样几点已经成为不幸的事实：德国的光伏产品第一大生产国地位已经被取代、污染物排放量并未相应下降、在市场化运作前景尚未明朗的前提下补贴政策力度略显后续乏力。总之，德国曾是最大的光伏事业实验室，现在能否成为最大的受益人尚未定论。
美国好像狡猾很多，读《第三次工业革命》你会发现，作为美国人的里夫金始终不明白在欧洲备受推崇的他，在美国却很有失落感，虽然奥巴马是个新能源的鼓吹者和推动者。笔者过去也曾疑问：新能源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无时无处都要掌控世界的美国为何不见推出运动式的大规模补贴政策?感受特斯拉代表电动车争取生存权的奋斗中所承担的巨大风险，你甚至可以感受到《哈姆雷特》的问题：“生存还是死亡?”这让笔者明白：马斯克既是企业家更是风险投资家，风险投资家只是人们的一种职业，但它一定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国家的职业。在光伏产业探讨的路上，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美国应当会有一种对过分冲动的抑制机制，在潜移默化中调整着时空关系的步伐。
把握这一点很难，在创新事业成功的路上更多的是先烈。笔者曾有过近20年的证券从业经历，这种经历会让你发现一个有意思、几乎成为规律的现象：改革开放早期，在证券机构的起起落落之中，率先倒下的一定是哪些冲在最前、风头最盛的公司，万国证券、君安证券，因为那时中国证券业的发展远远走在了政策的前面更走在了法律的前面。如此案例，在其他产业也比比皆是，这让笔者想到中国老话：“出头的椽子先烂。”长青的公司也有，但必须是最佳地把握了企业创新的内在冲动与社会发展的外部节奏的最佳配合。
据说里夫金还有一个遗憾：他在中国的名声远远超过中国政府对他的重视。如果过去笔者对此也感遗憾的话，现在不这样想了。光伏事业是长跑，即拼体力更拼智力。当前，中国的光伏政策力度是世界最强的，我们不希望有付出无所得。在人类探讨新能源的路上，如果中国付出最多，就应当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所以，在这条路上，我们知道“有奋斗就会有牺牲”，但是更知道“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一定不是我们的目标。
